同样是遭遇贬谪，苏轼和秦观的心态为何不同？因何不同？ 在前两篇，我们分别谈了在面对贬谪，苏轼和秦观各自心态的变化，但是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心态，形成了不同的态度呢？ 从意象本身的象征意义及文化内涵上来说，他们幻想的世界都是理想中的、不可实现的，秦观使用桃源的意象用来指已经逝去的美好的岁月，是没有办法再回来的，都是通向引人绝望的虚无的世界。 而苏轼扁舟归隐，却是一种已经有前贤实践的可行的现实选择，面对眼前的困境也想要逃离，但却不是回到已然逝去的时光，而是打算将来的去向，是为了要克服目前困难而给自己的一个希望和解决方案。 另外，从时空逻辑上来说，回到过去本身就是对现在的一种否定，而计划未来却是对现在的一种接受，因为要通向将来的前提是走在现在。 这种逃离实是对困境实现了一种心理上的缓冲，有利于对眼前事实的接受与化解，“扁舟”象征着心目中对眼前现实的超越之后的、更为高远的可以实现的境界，这在心理上有一种驱动力量，引领着主体接受并克服眼前的困难从而实现一种超越和解脱。 因此，秦观词中的桃源意象和苏轼词中的扁舟意象都不是偶然的，它们分别代表了绝望和希望、抵制与接受两种不同的主体心理。 秦观的情感是属于春蚕作茧式的，他一直都不能摆脱，不能超越于物情之上，词中有大量的追忆之语。追忆是因为不舍，是因为放不下，对于过往终究不能释怀。 在他们的诗中可直观地看到大量的追忆字眼，秦观总是想要寻找过去，想要通过对美好回忆的追寻来消解掉眼前的痛苦，无奈残酷的现实处境，使得回忆反而增添无数的伤感，这实是一种不愿接受现实、抵触的处理方式。 人在面对痛苦时，都有自动防御机制，秦观选取了用追忆来抵触的方式，越是追忆，越是痛苦，最后沉溺于往事不能自拔。 人的心理与情感落到了一个最低点之后，反而会有一个回升过程，只是每个人心理最低点的承受水平不同。秦观也试图去接受过，但现实超出了他自身心理承受的最低限度。 这与其自身的经历也有关。 进士的身份在宋代的士大夫群体中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一个进入仕途以及士大夫生活的标签，而秦观却多年流连科场、仕途不顺，贬谪之后打击更是接踵而至，在苏门群体中，命运的悲剧性相对较强。 考上进士之后到贬谪之前的近十年间，秦观与苏门成员交游、诗歌唱酬，可以说是其人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时期，所以他后来在词中不断地追忆。 留恋的不一定是官位声名，而是身份的认同感以及心理的幸福感，在秦观短短的五十二年的生涯中，十年的美好时光转瞬即逝，而后就是漫长的七年贬谪之苦，因此，这十年在作者的记忆中就变得异常的珍贵，总是追忆，总是复述。 秦观太过执着于追想记忆，而苏轼的时空意识是趋向于空幻的，有大量“吾生如寄”、“人生如梦”之语。 而苏轼诗词中极少出现追忆的字眼，出现更多的却是“归去”，《哨遍》更是直接隐括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，大量的“归去”字眼，与“扁舟”相得益彰。 此间“归去”，包含了对家乡故园的思念，但最重要是代表主体精神灵魂的安放与托寄，返归本体，最终落点在形而上，时间指向在未来。 这些都是有可能脱离眼前现实障碍而得以发展和实现的，也是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，所以，它能够成为一个精神领域的追求与梦想，蕴含着无尽的向上的力量，这一点与“追忆”的心理机制正好相反。 所以，在长期的贬谪生涯中，苏轼非但没有绝望，而且还更加坚信了对主体自由的追求，他解决困境的方案不但是可行的，而且坚守如一。 秦观是沉溺于过往的典型，词中反复不断的追忆缠绵悱恻、肝肠寸断，把心灵存放在一片虚幻的美好之中，而饮鸩止渴却进一步加重了眼前的痛苦感受。 苏轼则尽量不去回忆，不去抵触，而是尽力地接受，并在接受中慢慢调适心理。 现实是无法改变的，往事再也追寻不来，徒劳无力，面对痛苦，接受是最为理性的处理方式，越是逃避，所带来的痛苦会更加多。 即使在心情最为沉重低落的时候，苏轼也是喜欢就地取景、借物拟人，把自己的一腔真情与内心幽怨全部投注到身边的事物中，借以传达天涯知己、同病相怜之感，缠绵悲切，而又柔情万种。 晚年在惠州儋州，生活境况虽然恶劣，短暂的低沉之后，很快就被奇异的风景所吸引，并让自己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，处之安然并能怡然自得。 总结： 秦观与苏轼虽然在贬谪中的心态有所不同，秦观为情所役，最终在沉重的情累中沦陷，苏轼有情而不役于情，最终在体验中走向超越。 但“桃源”主题的缘起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、对剥削压迫的厌恶，“扁舟”意象的根源亦是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，都是基于对让人窒息的社会的逃避。 不论“桃源”还是“扁舟”，其实都是极端困境之中内心的一种映现，都代表了对现实的无奈与想要逃离，长期的贬谪给两人的身心都带来了重大损害。 唯有值得庆幸的是，相同的遭遇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，并且都收获了大量佳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