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甫的“诗史”，绘就了一幅怎样的文化地图？ 唐人孟棨《本事诗》中说，杜甫“逢禄山之难，流离陇蜀，毕陈于诗，推见至隐，殆无遗事，故当时号为‘诗史’”。 杜甫不仅是时代生活的记录者，还以其一生旅行所著诗歌，成就了一幅堪称“苦旅”的文化地图。 今天，笔者就带着大家走进杜甫用诗歌绘出的这一幅“苦旅”的文化地图。 1、杜陵诗卷是图经 盛唐时期，海晏河清，诗人也有四方之志，“乃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。 受时代风气影响，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（731年），杜甫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。 由于少作不存，从杜甫晚年所作的《壮游》一诗来看，他去过阖闾墓、剑池和泰伯庙等很多地方。 开元二十四年，杜甫又开始了历时五年的齐赵之游，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清狂”。 其间，杜甫写的《望岳》一诗，是他存留至今最早的作品之一。 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，既有力凸显了泰山的高峻，也寄寓着诗人对美好未来的期望。 流落夔州期间，杜甫写的《瞿唐怀古》，体现了瞿塘峡奇伟险峭、江水奔注的特点，与他处山水绝无雷同。 晚年漂泊荆湘，杜甫作的《登岳阳楼》道出了洞庭湖的地理信息，呈现了洞庭湖的地理特色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杜甫由秦州赴同谷和由同谷赴成都路上所作的两组诗歌，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旅行路线的山川地理特征。 这两组诗歌各十二首，第一组以《发秦州》为首篇，题下自注：“乾元二年（759年），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。”其余各篇依次是《赤谷》《铁堂峡》《盐井》《寒峡》《法镜寺》《青阳峡》《石龛》《龙门镇》《积草岭》《泥功山》《凤凰台》。 第二组以《发同谷县》为首篇，题下自注：“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，自陇右赴剑南纪行。”其余各篇依次是《木皮岭》《白沙渡》《水会渡》《飞仙阁》《五盘》《龙门阁》《石柜阁》《桔柏渡》《剑门》等。 将这两组诗歌的篇名按顺序连缀起来，杜甫的行迹班班可考；细读这些诗歌，千里山川的地理特征也很鲜明。 难怪南宋林亦之说“杜陵诗卷是图经”，也就是地图和文字兼有的地方志。 2、讲论风俗待陈诗 天宝三载（744年）秋，杜甫与李白、高适同游梁宋。杜甫对宋州的街市繁华与游侠风气印象深刻。 “邑中九万家，高栋照通衢······报答在斯须。”诗中一诺千金、快意恩仇的侠客形象虽然模糊，却把游侠风气铺陈得淋漓尽致。 流落秦州期间，杜甫《寓目》一诗对秦州典型的物产、气候与人物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。 “一县蒲萄熟，秋山苜蓿多”，写物产之异；而“羌女轻烽燧，胡儿制骆驼”，则是写人性之强悍和当地的尚武风气。 秦州是胡汉杂处之地，披文入情，不难看出文字背后蕴含着诗人的隐忧。 杜甫滞留夔州大约有两年时间，在对夔州土著生活深入了解后，写了《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》，这首诗对夔州土著的生活习俗有生动形象的反映。 杜甫漂泊的过程，其实也是“天路看殊俗”的过程。 杜甫诗歌具有“诗史”特质，“讲论风俗待陈诗”这一说法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了，不管对他乡风俗感觉如何，杜甫都进行了生动再现，为我们考察地域风俗史留下了宝贵资料。 3、有怀胜迹增惆怅 文化胜迹，既是凝固的历史，也是重要的地理标志。 对于路途上的文化胜迹，热衷于“侧身天地更怀古”的杜甫，从不放弃拜谒的机会，并对相关历史人物深情吟咏，这是杜甫诗歌文化地图上的一个亮点。 被安史叛军羁押长安期间，杜甫写的《哀江头》，对曲江宫殿的描写具有“诗史”实录的性质。 滞留夔州期间，杜甫诗歌题材有所变化，除了不断反思唐王朝何以由盛转衰之外，也缅怀了宋玉、庾信和王昭君等历史人物。 究其原因，重要的是，他们或遭遇坎坷，不为世用；或万里投荒，远离故国，与杜甫的人生经历不乏相似之处，自然引起了诗人的强烈共鸣。 在杜甫缅怀的历史人物当中，最特别的当数诸葛亮。由于生前为蜀汉丞相，诸葛亮在蜀地留下不少胜迹。 杜甫“有怀胜迹增惆怅”，为诸葛亮写下了很多颂诗。 在成都时，杜甫拜谒过武侯祠，写下了《蜀相》《诸葛庙》；在夔州又写了《武侯庙》《谒先主庙》《八阵图》《古柏行》以及《咏怀古迹》其四、其五等。 在深情咏叹中，杜甫对诸葛亮给予了崇高评价：“三分割据纡筹策，······指挥若定失萧曹。” 因为诸葛亮才能卓越，品德高尚，受命于危难之际，让蜀国三分天下有其一，并做到了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是杜甫心目中完美的人物。 陆游就曾指出，杜甫“落魄巴蜀，感汉昭烈帝、诸葛丞相之事，屡见于诗，顿挫悲壮，反复动人，其规模志意岂小哉！” 总结： 杜甫行履所至的地域十分广泛，致使其笔下的地域文化也具有多元性，除了作为主调的中原文化外，还有作为配调的吴越文化、齐鲁文化、陇右文化、蜀中文化、夔州文化以及荆湘文化等。在“行行重行行”的过程中，尽管流落饥寒，杜甫却将自己的生命感受写成了最美的诗歌，表达了对国事民瘼的关切，也绘就了一幅中华地域文化地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