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介石的猜忌心理很重，最忌讳一方势力形成一枝独大的局面，他搞军统和中统，就有相互牵制之意，但后来军统戴笠借抗战之势，青云直上，一手遮天，到抗战末期，蒋介石对其已有戒心。 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在重庆成立一个秘密五人小组，参加的有宣铁吾、钱大钧、胡宗南等人，唯独没有戴笠。这个五人小组，表面上的任务是平衡军统、中统的矛盾，实质上是为了抑制戴笠的权势。 在五人小组中，宣铁吾是蒋经国的人。 蒋经国和宣铁吾对军统特务非常反感，认为贪污腐败、大发劫收财这类丑事，军统特务干得最多。为了打压军统势力，蒋经国一派认为必须掌控上海滩，而要掌控上海滩，则必须斗垮与戴笠相交甚深的上海滩帮会龙头杜月笙。 抗战胜利后，杜月笙本想干一任上海市长，但此时的蒋介石已视其为黑恶势力的代表，不像以前那么借重，因此任命嫡系钱大钧为上海市长。 在当时，对上海警察局长的争夺也很激烈，钱大钧、戴笠和吴铁城都推荐了人选，但蒋介石最后钦点了蒋经国的铁杆，宣铁吾。 宣铁吾上任之后，首先提拔背景与军统无关的俞叔平为警察局副局长，其他重要岗位如人事处长和行政处长，也都由亲信担任，为了敷衍戴笠，只象征性地录用了军统的几个虾兵蟹将，如张师、张达。 宣铁吾在重庆启程时，杜月笙为了拉拢感情，曾设宴为宣铁吾饯行。然而，宣铁吾却并不领情，一到上海，对新闻界的第一个谈话，他就公开表示：不搞劫收，整顿风气。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洪帮。凡是青洪帮门徒，一律不见，一律不用。 此话一出，上海滩就传开了，看来强龙要与地头蛇斗法了。 1946年7月1日，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。 一上台，宣铁吾就把矛头指向了杜月笙，认为杜月笙所操纵的黑恶势力哄抬上海物价，造成社会局势动荡，如不严厉镇压，局面将不得平静。 为了杀鸡儆猴，宣铁吾选定拿万墨林开刀。 万墨林当时是杜月笙的总管，为杜门中的第一红人。早年间，万墨林专门站在烟榻边为杜月笙装烟，加之有超过常人的记忆力，电话拿起来就拨，因此很得杜月笙的信任。 上海沦陷后，杜月笙远走香港，万墨林留在上海代杜看管家产，协助军统搞一些通讯联络工作，有这样的经历，一经胜利，他就成了抗战有功的地下人员。 杜月笙回到上海后，万墨林红得发紫，一跃成为上海“米业公会理事长”，操纵粮价。那一时期，由于法币贬值，物资缺乏，粮价直线上涨，坊间都骂他是上海滩最大的“米蛀虫”。 宣铁吾下手令，将万墨林逮捕后，将其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七楼的看守所内。全上海的大报、小报，都在显要位置刊出了这一消息。 宣铁吾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强硬表示：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，囤积居奇，操纵米价，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。 杜月笙是老江湖，见宣铁吾咄咄逼人，他当然知道其背后站着蒋经国。 如果戴笠还活着，杜月笙尚有硬对抗的底气，但此时戴笠已死，忧心忡忡之下，他只好耍弄江湖手段，以曲曲折折的方法进行回击。 首先，杜月笙利用各同业公会、黄色工会为武器，对警备司令部施加压力，大吵大嚷，说什么米价上涨，是产地粮食运不出来的缘故，与米业公会和万墨林无关，要求由司法机关进行仲裁。 对于杜月笙的叫嚣，宣铁吾态度强硬，他宣称“治乱世用重典，政府为民除害，杀一儆百，责无旁贷。” 眼见万墨林有性命之忧，杜月笙随即使出两种手段救人。 他先是授意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六稽查大队长，军统小头目戚再玉，向当时上海滩很有号召力的滑稽曲艺界打招呼，不要再骂“米蛀虫”，要为万墨林喊冤。 然后，他通过黄埔六期出身的门徒陶建芳，花重金从警备司令部医务所所长手里买到了“万墨林犯有严重心脏病、高血压，现已病危”的保释条子。 那时候，警备司令部上上下下都不愿得罪杜月笙，见到保释条子，也就顺水推舟，把人放了。 宣铁吾得知此事，也是无可奈何。 事后，宣铁吾对亲信说，置万于死地，这种事可说不可做，最后只是给杜月笙一点厉害看看而已。 对于这其中的奥妙，杜月笙也心知肚明。 1947年，杜月笙过六十大寿，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唱戏两天祝寿。杜月笙知道宣铁吾是戏迷，不计前嫌，送去请柬，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。 宣铁吾也有意思。 他没有拿着请柬去捧场，而是另外搞了一张六七排的招待券，改头换面，装扮成一商人，悄然前往。 戏演到最精彩处，戏院圆顶上突然掉下一大块石灰，正好落在宣铁吾面前的座背上。 这一幕，像极了两人斗法，内在里的味道。 这一场风波过后，上海滩并没有恢复平静。 随着蒋经国的到来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又遭扣押。 杜月笙这次又用了两手来解套，一是咬出孔家扬子公司，让蒋经国骑虎难下；二是化整为零，让蒋经国查不到“套汇”的证据。 蒋经国打虎失败，一度又想拿在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兴风作浪的“杨家将”开刀，当时上海滩金融市场“杨家将”杨长和、杨长仙、杨长庚，号称“场外亨鼠牌”，也是杜月笙的人。 杜月笙用软对抗的功夫，令蒋经国再次铩羽而归。 激愤之下，蒋经国只好杀几个无恶不作的军统小角色来泄愤。 比如说戚再玉。